【文/羽扇观金工作室】
一纸通报，让一家万亿城商行的旧日掌舵者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6月10日，重庆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冉海陵，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这条消息的特殊性，不在于落马本身，而在于时间节点。公开资料显示，冉海陵生于1963年5月，于2023年8月以执行董事、行长身份正式办理退休手续，距此番被查，已将近三年。一个已经离开权力核心将近三年的退休高管，被纪委监委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定性启动调查，所传递的信号绝非个案层面的是非曲直，而是一次关于金融机构治理边界与责任延伸的公开宣示。
冉海陵在重庆银行服务逾二十年，其中担任行长职务整整十年。这十年，恰好是该行完成H股上市、A股上市，资产规模从数千亿向万亿量级跨越的关键窗口期。一方面，规模扩张的历史性成果有目共睹；另一方面，对公贷款集中度偏高、非息收入占比偏低、分支机构合规管理薄弱等结构性问题，也在这一时期逐步积累。
截图来自重庆市纪委监委
在当前背景下，冉海陵案更值得深思的，是它所指向的深层命题：城商行长期存在的“一把手主导”决策机制，在推动规模高速增长的同时，是否也在系统性地制造风险敞口？当一位掌舵者的个人判断与银行的信贷文化深度绑定长达十年，其离任之后的责任边界究竟应当如何划定？这些问题，既关乎对冉海陵个人的客观评价，更关乎整个城商行群体亟待回答的公司治理命题。
“规模优先”的十年：高速扩张逻辑下的治理代价
中国城商行的诞生，本质上是一场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资源整合。从1990年代末城市信用社合并重组开始，城商行就天然携带着服务地方经济、承接政府意志的基因。与国有大行相比，城商行的客户结构更集中、地方政治嵌入更深；与股份制银行相比，其市场化治理的历史积累更浅。在这种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一把手”，往往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经营者，也是地方政府的金融合作伙伴，还是银行内部实际上的最终决策节点。
冉海陵在任的十年（2013年至2023年），是重庆银行历史上扩张最为激进的阶段。2021年A股上市打通融资渠道后，该行资产规模增速明显提速。
据财报数据，2024年末资产总额达8566.42亿元；至2025年末，这一数字进一步跃升至10337.26亿元，同比增长20.67%，五年复合增长率逾11%，正式跻身万亿城商行行列。营收层面，2025年实现151.13亿元，同比增长10.48%；归母净利润56.54亿元，同比增长10.49%，在17家A股上市城商行中，是当年唯一实现营收与净利润增速同时突破10%的银行。2026年一季度，营收39.96亿元、净利润18.9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57%和11.22%，截至3月末资产总额达11081.30亿元。数字层面，这份成绩单无疑是亮眼的。
重庆银行近十年资产总额走势
然而，将这份成绩单放入治理维度审视，画面就复杂得多。
重庆银行的贷款结构，长期高度集中于对公业务。2024年公司贷款占贷款总额约70%，零售贷款不足四分之一。在城商行行业中，这种“重对公、轻零售”的格局并不罕见，但其背后往往对应着与地方政府平台公司、重点基建项目的深度绑定。这类贷款的特点是单笔金额大、关系维系强、审批决策链条短，在实践中更容易绕过常规的风险评估程序，形成对“一把手”判断的高度依赖。一旦某位核心决策者的个人信用出现问题，其任内批准的大额授信便面临系统性的回溯风险。
合规层面的记录同样耐人寻味。据公开信息，重庆银行及旗下分支机构近年来因贷款“三查”不尽职、风险分类不准确、反洗钱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累计被监管处罚金额已超千万元，相关问题呈现出一定的反复性。2024年，重庆市委第十一巡视组在对该行开展“回头看”时，亦指出其在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方面存在差距，全面从严治党压力传导不畅。这些外部信号，早在冉海陵落马之前，就已在提示内部治理的深层隐患。
从财务结构的另一个维度看，收入来源的单一化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指标。2025年，重庆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下降32.66%，非利息净收入整体下滑24.24%，中间业务收入占营收之比降至不足4%。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净利息收入同比增长22.4%，成为支撑全年营收增长的几乎唯一动力。这种“单腿走路”的收入结构，固然在短期内依靠负债成本压降（2025年计息负债平均成本率从2.58%大幅降至2.18%）实现了净息差的触底回升（全年1.39%，同比回升4个基点），但其可持续性存疑——随着2026年基数效应消退以及利率市场化持续推进，这一改善空间或将收窄。
此外，2025年个人银行业务税前利润录得亏损约9279万元，上一年同期该项指标还是盈利4.44亿元。零售端的快速恶化，一方面源于零售不良贷款率攀升至3.23%（较年初上升52个基点），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该行在零售风险定价与客户筛选能力上的历史性短板——而这一短板，正是“重对公”路径依赖长期积累的结果。
城商行的战略取向，从来都是多重力量作用的结果，既有管理层的主动选择，也有股东结构、地方政策、行业竞争等外部约束。但冉海陵案所提出的问题是：在一家银行的核心决策高度集中于“一把手”的体制环境下，当这位“一把手”被认定存在违纪违法问题，任内决策的可信度与合规性便面临整体性的审视压力。这种压力，不只是对冉海陵个人的，更是对整个决策体系的。
离任追责的制度信号，城商行治理如何走出“任期泡沫”
冉海陵案真正的深远意义，或许不在于他本人，而在于它所确立的一种制度预期。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机构高管的“任期责任”存在一种隐性的时效性认知——在位时当然受到监督，但一旦退休卸任，追责窗口便随之收窄，经济责任审计多以程序性收尾告终，鲜有在离任多年后被纪检机关直接介入调查的案例。这种认知，在客观上为部分在位者提供了一种扭曲的心理预期：以时间换空间，用任期期满置换历史风险。
然而，近年来金融反腐的案例积累，正在系统性地打破这种预期。冉海陵被查距其退休已近三年，但这并不是近年来离任时间最长的案例。从整个金融系统来看，2025年被查处的银行业干部中，超过六成为“原一把手”，其中相当比例已在多年前离任或调离。案件集中指向的领域，主要是信贷审批、项目授信、关联方利益安排等在位时才能实施的核心决策行为。这一规律表明，追责的起点不再是离任时刻，而是违规行为发生的时刻；只要任内决策存在可追溯的违规线索，时间的流逝不再构成有效屏障。
这一趋势对城商行治理的启示，具有相当的结构性意义。
城商行的公司治理长期面临一个结构性悖论：股权结构中地方政府或国有资本占主导，董事会的实质性约束功能相对有限；行长作为执行层“一把手”，在信贷决策、人事安排、合作关系建立等核心环节，拥有远超治理文本所描述的实际话语权。这种权力集中，在扩张期能够快速调动资源、推动业务，但也意味着风险决策的判断误差会以更大的乘数效应放大，且缺乏及时纠偏的内部制衡机制。当“一把手”的个人判断与银行的实际风险偏好长期绑定，其离任本身并不会消除已经嵌入贷款组合的系统性风险，只是将其延迟暴露。
就重庆银行而言，新班子自2023年下半年陆续到位，现任行长高嵩来自重庆农商行体系，董事长杨秀明有长期农业银行从业背景，管理层的职业背景与既往风格均与前任存在明显差异。从2025年全年及2026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来看，新班子在净息差管理、资本效率提升方面已有明显改善——净息差同比回升4个基点至1.39%，ROE提升21个基点至9.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2026年一季度末升至8.67%，较上年末提升0.14个百分点。这些指标显示，经营层面的过渡总体平稳。
重庆银行董事长杨秀明
但有两处潜在隐患值得持续关注。其一，冉海陵案若涉及重大违规授信或关联利益安排，相关贷款的重新风险分类与损失计提，将形成对现有资产质量数据的回溯压力，尽管目前不良贷款率已降至1.14%，拨备覆盖率维持在245.58%，具备一定缓冲空间，但安全垫并非无限。其二，对公贷款集中度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性改变。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公司贷款余额已达4467.13亿元，增量结构仍以一般性对公为主，零售端的转型任务依然艰巨。2025年可转债已有约14.37亿元完成转股，尚有逾88%未转股，这部分转股压力将伴随扩表进程持续释放，稀释效应不可忽视。
从更宏观的制度层面来看，冉海陵案所确立的追责信号，客观上也是对所有仍在任的城商行高管的一次预期管理。任期责任制的实质落地，意味着每一项授信决策、每一次例外审批，都将在较长时间维度内承担潜在的法律与纪律后果。
案情细节目前尚未披露，调查仍在进行中，最终处置结论，将是这道制度命题的注脚，但不会是它的终章。城商行治理困局的破解，需要的不只是一次追责，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制度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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